冯仑：我和父母的「两家论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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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父母的「两家论」

文/冯仑

封面图｜ 冯叔和父母在南京大学

因为疫情，一直在家。每天傍晚六点，在我仍在专注地阅读，或者在打电话、刷手机的时候，都会收到一条信息，「阿仑，下来吃饭了。」我就有一种特别温馨、特别舒服、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。这是爸妈在叫我去吃饭，他们住在我楼下，一个采光很好的居室里。他们今年八十五六岁了，精神非常好，身体也很好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感觉到很庆幸，庆幸自己还能在这样一个年龄跟父母很亲近，可以隔一两天就在一起吃饭，而且是他们做饭，我去吃现成的，甚至碗也不用我洗。我爸负责做饭，我妈负责洗碗、收拾。和我小时候一样，我妈仍然坚持不让我做这些事情，她认为这些事情是她喜欢做的，她就要一直做。我妈也喜欢收拾房子，我从小就记得，她每天都在收拾。

所以，每次从手机里跳出这几个字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很幸福。

孝养中的「两家论」

我也觉得自己在去年 2 月份做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。当时父母住在北京的西三环外，我住在东三环内。我坚持把他们接过来，住到我的楼下。

之前在两边分着住的时候，因为出差太多，我一年要飞一百七八十次，只能出差回来去看他们，或者是在重要的假期和节日陪他们一起吃顿饭。有时候差不多要一个月，甚至两个月才过去看他们一下，的确照顾得很少，看得也很少。所以我就希望自己 60 岁以后，要跟他们住在一起，多陪陪他们，也方便更好地关照他们的生活。于是，我就请中介帮忙，并在去年 4 月份在楼下租下一个两室的房子，把他们接过来安顿好。

起初，父母并不习惯，每个礼拜还要回到原来的地方住两天，似乎只是因为不愿辜负儿子的心意，才勉强住过来的。他们说，在原来的地方住久了，跟社区里边的人、包括物业都很熟悉。社区里还有一些我原来公司的老员工、朋友，和父母也非常熟悉，有时候他们也替我照顾一下老两口，逢年过节送点菜，平时去看看他们。所以他们觉得住在那儿很踏实，很有安全感。另外，他们对周边环境非常熟悉，生活服务设施、超市都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完备，买菜、遛弯都很方便，他们已经很习惯了。但是初来东边，他们看到林立的高楼大厦，非常有压力，而且对周边完全不熟悉，于是对西边的住处就有点割舍不下。

他们还说，原来的住处有很多东西，对一些老物件，老东西挺有感情，所以他们要时不时地回到那边去看看，比如擦拭一下家具，翻检一些过去的东西看看，有一些可以用的再拿过来。

就这样，大概半年以后，他们才真正习惯了东边的生活，觉得闹中取静的环境其实也挺好，挺方便，每天早晚去社区小花园里溜溜弯，看各种肤色的漂亮洋娃娃们在一起追逐嬉闹，他们觉得很有趣，也很开心。因为住得近，我家里的阿姨可以随时过去帮他们收拾房间，新买的或者朋友送的蔬果蛋肉也能随时分送过去，他们也觉得方便，渐渐就踏实住下来了。

我觉得非常庆幸，因为当时的这个决定，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幸福：即使隔离在家，大家住在同一幢楼里，差不多可以天天见面，我可以下楼去看看父母，父母也可以随时上来看我。

我觉得，人老了以后，在居住上跟子女保持这样一种状态，两代人住在很近的地方，但又不在一个空间里，实际上是有中国特色的养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。

孝顺父母，实际上跟与父母的距离有很大的关系，距离的远近、居住的方式，与能否照顾好他们的身体、情感、心理和习惯有很大的关系。

我由此回想起来，其实这几十年里，我跟父母一直都有非常好的思想交流和生活上的照顾，但在怎么住这件事情上，也经历过很大的改变。这些改变，大概也能反映中国人一生跟父母在居住关系上的一些特点。

这些特点，总的来说，就是在自己小的时候，父母怎么样更好地照顾你，而在父母年纪大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能够更好地照顾父母。在中国，说到底，照顾好父母，就是我们常说的「孝」。

孝有七件事，打头的一是顺，二要养、要侍奉。那么，要做好这件事，一定是要在一个特定空间里，或者说一个特定的居住环境里。

过去，在农耕社会中，大家住在一个院子里，一般有一个大家长，周边有一些小家庭，都围绕在大家长的周围，就像我们看到的小说或者影视剧描写的那样，比如《红楼梦》，贾府就是一个大家庭，里边又套着很多小家庭。

整个家族都聚拢在一起，就像一棵老树周边分布着很多小树小草一样，一撮一撮的。农耕社会里，基本都是这样一种居住方式，人也不走远，总体来看，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

《红楼梦》里，贾府就是一个大家庭

里边又套着很多小家庭

进入现代社会，工业化、城市化以后，这样的居住方式基本上不再可能了。于是，我们看到，在城市里，因为居住条件的改变，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居住关系就随之改变，两代人之间的关系、相处模式跟着发生变化。

一般来说，我们在上大学、工作之前，基本上是住在父母的家里，父母养育我们、教育我们。等上了大学，或者出来工作时，我们就从父母家里搬出来，住到集体宿舍或者自己单独的一个小房子里，等到成家之后，又会有一个独立的小家庭、一个独立的生活环境，而且有可能和父母还不在一个城市。这个时候，子女是很独立很自在的，父母也有自己独立的空间，也很自在。当然，现在通讯发达，可以语音，也可以视频，能彼此关照、交流，情感上仍然会有很好的连接。

一般来说，等到子女年纪再稍大一点，有了孩子的时候，父母正好退休。按照通常的习惯，父母会到子女这边来帮助照料孩子。这时候，原本两个独立家庭并立的状态就会发生改变。

我们家也是这样。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国家机关，那时住在筒子楼里，房间很小，不到 12 平米；结婚后借住在张维迎位于人民大学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，也就 15 平米的样子。生了小孩以后，母亲先来照顾孩子，我们 4 个人就挤在这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。我们在这个 15 平米的屋子里隔了一个小房间，里面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。母亲比较委屈，白天辛苦照顾孩子，夜里就睡在小房间里。

接下来的一年里，我经历了从北京到海南又回到北京的一番折腾，在孩子三岁的时候，我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，大约一百三四十平米，宽敞了些。刚好父亲从西安的单位办了退休，我们一家三代五口人便住在了一起。

一家人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住着，开始的时候感觉真的非常好。但是，很快就面临一个问题：当两个各自独立的家庭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时，到底应该谁说了算？

比如，孩子要去哪家幼儿园？冬天穿多厚才够暖？母亲爱干净，每天洗衣擦地太操劳，要请个保姆帮忙我才安心，可是，要请什么样的保姆才好？母亲用不习惯了应该怎么办？公司下属打电话或发传真讨论业务，要不要刻意回避老人？创业期间工作辛苦，我几乎每天夜里十二点之后才能回家，母亲眼巴巴守着门，边等边掉眼泪，担心坏了身体怎么办？有一回吃饭的时候我妈又说「儿子，不要这么累了」，我低着头，边吃边回了句「没办法，我现在是除了我娘的儿子谁也不能得罪」，原想调侃下，让她放轻松，没想到抬起头，只见她已是泪流满面。

这些事情，每一家都会碰到，都得设法面对和解决。我喜欢琢磨和说理，同时我跟父亲会很好地交流。那时候大陆和台湾经常打嘴仗，「一国论」、「两国论」吵来吵去。我突然就想，我们在这个空间里，也面临着一个问题，是应该坚持「一家论」，还是坚持「两家论」？

如果是一家，谁做主？是我们服从父母，还是父母接受我们的安排？如果是两家，两家合在一个空间，该怎么更好地相处？

我就跟父亲说，现在这些事情都不大，但是有些小矛盾出现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坚持「两家论」。所谓「两家论」，就是说在这个小空间里，我们是两个家庭，不是一个家庭。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有决策权，但是你们有建议权。你们可以建议，但不能代替我们做决定。

听起来好像有点生分，父母也接受了。但我觉得这并不是长久的解决之道。这种生活上的互相侵入、互相干扰会影响到情感。我们奉养老人，要让老人高兴，一定不能采取让老人不舒服的办法。

刚好这个时候，一位朋友有套一居室的房子空出来，刚好在同一个院子里。我就借了他的房子，自己和太太搬了出去，让父母住在大一点的房子里。我们在同一个院子里，但不是同一栋楼。两代人很快就适应了这样的相处方式：经常见面，但两个小家的日常生活是各自独立的；既避免了互相侵入、互相干扰，同时又能互相补充、互相照顾。我觉得，这样的居住关系真的非常好。

我跟父母的居住方式，就一直依循这样的「两家论」模式：住在一个城市，一个社区，相隔不远。我原来在西边住的时候跟父母也是这样，我们的窗户可以看见他们的窗户，他们的窗户可以看见我们的窗户。我们也是隔三差五地去父母处吃饭，父母也隔三差五地来我们家看望孩子，关系一直非常融洽，我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儿子，能够这样照顾到父母，也是我的幸福。

后来，因为办公室在东边，我因为实在不堪早高峰拥堵带来的压力，才搬到现在的住处，离父母又有些远了。去年决定把父母接过来，这样可以多一些看望他们的机会，也因此能有更多时间跟爸妈讨论一些话题。

我发现，按照中国的传统，孝里边最重要的事情，一是顺，二是养。

顺指的是老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要听话。当然，顺有一个小例外，父母某些事情讲得不对，或者做得不对，子女要直接给出建议，要让父母去做对的事，不能陷父母于不义。除这一点之外，其它的都必须顺，老人说什么就得是什么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只要父母没有违法乱纪，他们说什么都得听；但如果是违法乱纪的事，子女不仅可以不听，还要建议他们、阻止他们，否则就是陷父母于不义，这也是不孝。

养就是子女在中年的时候，一定要在生活各方面，让父母能够生活得更好，少操心，心情好，安度退休生活。

按照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「养」的说法，如果外面有一个挣大钱的机会，你可以挣到钱，因此更好地养父母，但你却不去，这也叫不孝。所以，如果子女在别地儿没什么机会，那就要全心全意地陪在父母身边，好好照顾他们；如果外边有大好的机会，子女就应该出去，办大事、挣大钱，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养父母，让父母过得更好；如果能因此干成一番事业，父母脸上很有光，当然也会觉得这个孩子孝顺了。

《孝经》里有句话，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」。古人不仅要求儿子「修身立业」，还要他结婚生子，让家族后继有人。

此外，子女跟母亲的关系，和跟父亲的关系，还有点不一样。过去《二十四孝》讲孝的故事，其中至少 20 个故事，讲的是儿子跟母亲的关系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文化当中的孝，实际上更多的是母子关系。

在传统文化里，子女，特别是儿子跟母亲的关系中，体现儿子是不是孝顺的，大体上有三件事。

第一件事，当然就从字义上来说的，听话，她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除了不能陷母亲于不义，其它的都得听，哪怕是后妈也得顺。《二十四孝》里就有一则故事写到，晋人王祥的后妈大冬天里要吃鱼，他怎么办呢？卧在冰上，用体温把它融化开，然后抓到一条鱼给后妈吃。虽然后妈对他非常不好，他也要顺。除了不能陷母亲于不义，剩下的都得顺，无条件服从。

国画《卧冰求鲤》

第二件事，不能跟母亲算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按照中国的文化，母亲是大家长，所以子女是从属于她的，跟她算账就叫不顺，叫不孝。

子女不能跟母亲算账这件事，甚至会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。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，「父母官」，其实就是把官员和百姓的这种关系，类比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。然后，就没法去算账了。

即使是现在，在一些基层县、市，官员跟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有类似特质，你不能跟他算账，一算账就算掰了，他觉得你不懂事。

有一次我听说一个公司出了状况，不久后在飞机上遇到一个当地的领导，我就问，「这个企业怎么样？能不能帮他？」那位领导说，「他平时跟我们把帐算这么清，我们现在没法帮他。什么捐款、公益，他什么都没做，我们现在没法帮。」

细细揣摩，这种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关系跟母与子的关系还真有些可比性。在传统的中国孝文化中，儿子跟母亲的关系就是这样的，不可以算账，她怎么说就怎么做，她要什么就给什么；反过来，当母亲要照顾你的时候，也是绝对不会跟你算帐的。

第三件事，如果家里边有纷争，有些事不能到邻居那里说，不能让别人看家里的笑话，让母亲脸上无光。

最近我看网上有很多讨论，说「家丑不外扬」。实际上重要的不是不外扬，关键是跟谁扬？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一些事，大家有些意见，如果你去跟外国记者说，政府就特别不高兴；但是如果你跟本地的记者说，政府觉得你这是良性的舆论监督。

我们这样一个文化，其实散布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中，叫它潜规则也好，叫文化基因也好，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。

子女跟母亲的关系，在孝的问题上，要做好，就要注意这几件事，除了要顺、要养、要有后；还要修身，要有为；同时还要注意不能跟母亲算账太细，不能够跟把家里的丑事拿来满街去说。这样才叫「孝」。

所以，每次看到微信跳出来的父母喊我吃饭的信息，以及当我坐下来，享用他们精心为我烹制的美味时，我都会觉得很幸福，同时也会生出有趣的回忆和观察。这让我觉得，在这样一个时期，能够这样呆在家里尽孝，也是很开心的。

本文系冯叔新作《避疫六记》之三：《奉养记孝》的第一篇。

过去一个多月里，冯叔和大家一样，为了躲避疫情，宅居在家。从繁忙的工作中闲下来，读书、写字、健身，和家人一起做饭、喝茶、撸猫……冯叔把这些闲暇中的点滴和所思所想记录了下来，写成若干篇文章，命名为《避疫六记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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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编|MISS半城 美编|林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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